武昌起义的导火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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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昌起义的导火线是保路运动亦称“铁路风潮”。

武昌起义的导火线1

1911年10月10日,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革命党的总代表、后队正目(相当班长)熊秉坤对空连放三枪,正式发出了推翻腐朽的满清政府的信号,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。

湖北革命党人的这次行动可谓是一波三折。早在9月24日,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举行联席会议。

推举共进会领导人刘公任军政府总理,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临时总指挥,共进会孙武为参谋长,起义准备工作由这两个团体组成的指挥机关抓紧进行。

就在一切准备工作正紧锣密鼓进行之时,10月9日,孙武带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秘密据点赶制炸弹时,不慎引起爆炸,俄国巡捕闻风而至,据点暴露,孙武等人仓皇逃窜。

蒋翊武得知此消息,立即召集临时总司令部参议刘复基、彭楚藩等人召开紧急会议,决定当晚十二时举行起义。

但湖广总督瑞澂已经下令诫严,并出动军警四处搜捕革命党人,起义总指挥部被破获,刘复基、彭楚藩等人被捕,蒋翊武则乘间逃逸。致此,原定的起义领导人或被捕、或受伤和逃匿,变得群龙无首。

10月10日,阴云笼罩了整个武昌城,一大清早彭楚藩、杨宏胜、刘复基三个年轻的革命党人就被枪决了。

当整个江城的人们都怀着不同的心情揣测满清官吏下一步的目标时,谣言开始出现,并且迅速漫延。

谣言一、革命党人的花名册已经落到了当局手中,很快就要按图索骥照名单拿人;谣言二、官吏们正在趁机编制所有汉族士兵的假名册;

武昌起义的导火线
  

谣言三、凡是没有留长辫子的,不论何人,也不管是否是革命党,一律依法逮捕杀头。

对于前两条谣言是否属实大家都不得而知,而第三条大家却有目共睹,城墙上挂着的三颗脑袋确实全都没有长辫子。这个事实,无疑使谣言变得确凿可信。

这些满天飞播的谣言,让革命基层组织的人们意识到,有必要在当晚继续执行之前的起义计划。

除非采取果敢而迅速的行动,否则搜捕终将会落到自己头上。这样,别说是革命事业,就是自己的脑袋都将要终结。

同样的,在谣言纷纷扬扬之际,新军中的`任何一个汉族士兵,特别是在年初剪辫风潮时期剪掉了长辫的人,都会抱着一个信念:以其坐以待毙,不如豁出去投身革命,这也是目前唯一的出路了。

事实是,当时武昌起义的机会已经成熟。不管瑞澂采取什么样的措施,他都阻挡不了革命的滚滚洪流。

对于不了解武昌革命政党规模的士兵和文职人员来说,32人的被捕和3个人的遇难,确实给他们造成了一种巨大的、并且是带有报复性的恐怖压力,不管你有罪无罪,都同样感受到了威胁。

10月10日武昌城的心情,是不安、恐惧、同情(对在满清当局镇压下牺牲的年轻人的同情)而又充满躁动的混合体,这座城市已经堆放好了足以焚毁满清王朝的干柴,只需一点火星就能燃起冲天烈焰。

武昌起义的导火线2

一、武昌起义的导火线是

保路运动亦称“铁路风潮”。1911年(宣统三年)5月,清政府以铁路国有之名,将已归民间所有的川汉、粤汉铁路筑路权收归“国有”,马上又出卖给英、法、德、美4国银行团,激起湘、鄂、粤、川等省人民的强烈反对,掀起了保路运动。

运动在四川省尤其激烈,各地纷纷组织保路同志会,推举立宪党人蒲殿俊、罗纶为正副会长,以“破约保路”为宗旨,参加者数以十万计。清政府下令镇压。

1911年9月7日,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罗纶、蒲殿俊等保路同志会代表,枪杀数百请愿群众。第二天又下令解散各处保路同志会。激起四川人民更大愤怒,将各处电线捣毁,沿途设卡,断绝官府来往文书。1911年荣县独立,荣县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。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,成为武昌起义的先声。

武昌起义的导火线 第2张
  

二、武昌起义第一枪谁打的

熊秉坤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。

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时,熊秉坤亲率新军工程第八营首先发难,打响了第一枪。随后又率敢死队攻占清廷督署;在阳夏战斗中,誓死保卫新生政权。史学家称他是一位忠贞不渝的共和卫士,武昌起义第一枪的制造者,武昌起义的组织发动者,新生政权的英勇捍卫者,高风亮节的民主革命勇士……而湖北的父老乡亲们则口口相传,亲切地称他为:我们的辛亥首义元勋“熊一枪”。

武昌起义在中国的革命时期,对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1911年10月湖北武昌发生了兵变。同时也是推翻清朝统治的第一枪,辛亥革命是民主开端的一切源头,对于这场武昌起义,也是逐步将清朝推向灭亡的开始。并且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。

三、武昌起义的历史意义

武昌起义胜利后的短短两个月内,湖南、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,取得辛亥革命的重大胜利。1912年1月1日,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,清帝退位,结束了二百多年清王朝封建统治和二千多年封建帝制。

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,作为民主革命,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`统治,传播了民主思想,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。民主共和意识的积聚,大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空前高涨,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,加速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,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扫除了最初的政治障碍。